朱熹与武夷岩茶等三教并存武夷岩茶大红袍网

朱熹(1130—1200)字无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晚年自称“茶仙”，宋代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一生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区居住前后达40余年，死后葬于福建建阳，今建阳县黄坑乡后圹村有朱熹之墓。

朱熹为北宋以来理学之集大成者，被尊为古代理学正宗，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学说，建立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著有《周易本义》、《楚辞集注》、《四书章句集句》、《诗集传》等。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后人将他视为儒学宗师。

朱点幼年丧父，早年全靠义父刘子羽抚养照料。父亲朱松嗜茶成癖，虽没有留下遗产，但却教会了他饮茶。朱熹与茶结缘可以说是家传。说来有趣，朱熹从他诞生之日起便与茶有缘。在他降生的第三天，行“三朝”洗儿之礼，当时家人以宋代贡茶名“月团”为他洗三朝，朱松曾无限感慨地留下一首《洗儿》诗：

行年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疏。

有子添丁助征戎，肯令辛苦更冠儒。

学生三朝寿一壶，百年歌好笑捻须。

厌宾已识天公意，不忍回头更指渠。

但后来事与愿违，朱；捉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却为“始小学，终大学，真源脉胳，统圣贤体用之全。”成为了一代大儒。

朱熹一生以清贫著称于世，历代学者以“朱子固穷”颂扬之。朱子的生活准则乃是“茶取养生，衣取蔽体，食取充饥，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从不奢侈铺张。”粗茶淡饭，崇尚俭朴。朱熹一次往女儿家，适女婿外出，女儿端出热茶侍奉，朱子品着茶，感到心里舒适，时已正午，女儿端出麦饭葱汤请父亲就餐，朱子尽茶就餐，吃得津津有味。女儿觉得怠慢了父亲，心中有愧。朱子在茶足饭饱后，很满意这汤与饭，自觉非同一般，挥毫写下：“葱汤麦饭俩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饮时。”

朱熹晚年为躲避“庆元学案”，赋诗题匾，往往不敢签署真名，常以“茶仙”署名落款。庆元六年(1200)三月，他病情恶化，尚坚持著述题名。他在给自己出生地南剑州的一处景点书写“引月”付刻，便是署名“茶仙”。这遗迹尚在，且成为他一生绝笔。

朱熹与武夷茶道

武夷山是我国风景名胜山川，方圆约60里，有九曲溪、三十六峰、九十九岩、桃园洞、流香涧，最有名的是朱熹讲学的紫阳书院旧址和久享盛誉的武夷岩茶了。

武夷山“奇秀甲于东南”，而且盛产茶叶。据记载，武夷山自唐代始种茶，宋时名列贡品，范仲淹曾写下“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的诗句。武夷产的岩茶乃是乌龙茶的上品，武夷山由于岩石风化后园土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所产的茶叶具有不可言喻的山岩风韵，香气胜幽兰，滋味鲜滑回甘，“武夷岩茶”因此名扬天下。朱熹生活在武夷山麓九曲溪畔，武夷岩茶自然是垂手可得，他一生喜饮武夷岩茶，在武夷过着“客来莫嫌茶当酒”的清淡俭朴生活。

朱熹乐于武夷山水，更精于武夷茶道，与武夷岩茶缘分深沉。他的一生有一大半是在茶乡武夷山度过的，“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他隐居武夷山，著述立说，以茶穷理。亲朋故友来访，则人山寻胜，品茗赋诗，互相唱和，至今遗迹犹存。武夷山六曲响声岩留有手书岩刻，记载他与蔡元定、吕祖谦、刘子翼等文人武夷漫游；在《武夷山志》里还收入他与袁枢、潘友人等品茗唱和的茶诗。

朱熹在武夷讲学之余，常与同道中人、门生学子人山漫游，或设茶宴于竹林泉边、亭榭溪畔，临水瀹茗挟诵。九曲溪有块巨石“茶灶石”，“矶石上平，有灶溪中流，巨石几然，可以环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当中凹，自然为灶，可炊以瀹茗。”朱子常在巨石上设茶宴，斗茶吟咏，以茶会友。他在《武夷精舍杂咏》中有首《茶灶》记述之，诗曰：

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

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

这种茶趣，这种意境，倾倒多少文人墨客。此诗一出，广为流传，一时和者甚众。当代著名诗人如辛弃疾、袁枢、留之纲、韩元吉、项安世等纷纷唱和，大大提高了武夷岩茶的声誉。尤以建安学者袁枢的《杂咏十首》最引人注目，诗中还描述了武夷山中道学夫子的隐喻生涯。爱国诗人杨万里于淳熙十六年(1189)由江西筠州赴武夷山与朱熹会晤，翌年正月也寄给朱熹和作《武夷精舍十二咏》，其十一《茶灶》酬唱曰：“茶灶本笠泽，飞来摘茶园，随在武夷山，溪心化为石。”这些诗篇对朱子隐居武夷讲学授徒，著述立说，所重者茶作了形象的总结。五曲溪畔、竹林泉边，茗饮自娱，悠闲自得，清心寡欲，飘然欲仙，茶的精神与大自然的和谐，真是个“竹林泉边架石铫，九曲溪畔瀹茗饮”。

淳熙十年(1183)朱熹写过一首《咏茶》诗，记录他蛰居武夷的生活，诗云：

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芽手自栽。

地辟芳菲镇长在，谷寒蜂蝶未全来。

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幛何妨为客开。

啜罢醒心何处所，远山重叠翠成堆。

这首诗写出了他在武夷的山居乐趣。他种茶采茶，以茶自娱，以茶待客，品茗吟咏。这年他在武夷山隐屏峰下构建“武夷精舍”(后名紫阳书院)，办学讲学，倡道东南，为儒家传统继往开来，武夷山一时学者云集，盛极一时。武夷精舍周围置有茶圃两处，种植茶树百余株，朱子每于讲学之余，行吟于茶丛。《朱熹的故事》一书曾记载过《朱熹遇茶姑》的美丽传说。据《崇安县志》记载：文公祠(武夷精舍)在五曲，清康熙时，春间置茶培于此，旧有文公手植茶一本，名曰“文公茶”，又名臭叶香茶，香逾他树，旧为武夷名茶之一。在崇安、建阳两县交界处有座云谷山，朱熹41岁时曾在山上构筑草堂。取名“幽庵”，爱其幽胜。朱子于幽庵闭门著述，并在岭北种植茶园，亲手栽培，百株茶园，枝繁叶茂，平展坦荡，取名“茶坂”。朱子常荷锄除草、提篮采摘其间，深得耕读之乐趣。在《茶坂》一诗中记录他在茶园的辛勤劳动，诗曰：

携蔬北岭西，采撷供茗饮，

一啜夜窗寒，跏跌谢衾枕。

簇(yng)系竹制的箱笼。“跏跃”本为佛家语，意谓盘腿而坐，原指参禅，这里指的是饮茶而不思睡，故言“谢衾枕”。这一时期朱子常同友人举行茶宴。《朱文公全集》载：朱子青年时代便戒酒，喜欢茶宴，以茶修身。他在给友人信中云：“近日一种向外走作，心悦之而不能自己者，皆准之酒冽，戒而绝之，似觉省事。”茶宴本是古代文人作为一种清俭的生活风尚和廉素的道德风尚，作为风气流传下来，宋代茶宴多见于上层社会与禅林僧侣之间。在上层社会中，文人墨客茶宴重于“情”，选择在风景秀丽、环境宜人的场所进行。朱熹在武夷讲学期间，四方学者云集，朱子常与他们相聚于茶宴间，品茗论学，赋诗填词。宋淳熙五年(1178)，朱子赴东四涪村参加其表兄邱子野茶宴上，赋诗论茗，诗曰：

茗饮瀹甘寒，抖擞神气增。

顿生尘虑空，豁然‘阮心目。

朱文公常在茶宴席间咏茶，有时妙语连篇。在与张敬天、林泽木等友人唱和应酬曾作诗曰：

小园茶树数千章，走寄萌芽初得尝。

虽无山顶烟岗润，亦有灵源一派香。

宋代寺院“茶宴”流行，当代文人雅士常慕名参与。朱熹亦乐于此行，当时五夫开普寺住持圆悟常办茶宴，朱子慕名经常赴宴，品茗唱和，他们结识于茶宴间，其后竟成“忘年交”。当圆悟圆寂时，朱子赋诗吊唁，诗曰：

一别人间万事空，焚香瀹茗恨相逢。

不须更活三生石，紫翠参天十三峰。

在云谷山麓有座“休庵”封庙，住持是位茶人，喜植茶树，朱子常往返其间谈经论道、品茗吟诗，交往甚密，他曾赋诗记之，诗曰：

别岭有休庐，林峦亦幽绝。

无事一往来，茶瓜不须投。

末句典出《诗经》：“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表示他与休庵住持之间意趣相投，不须互赠，只求共饮的茶趣。

在武夷山水帘洞三贤祠前有楹联一副：“山居偏隅竹为邻，客来莫嫌茶当酒。”表现朱熹隐居武夷时以茶待客的日常生活起居。宋代文人在款待宾客时，一改唐人的饮酒，以茶当酒。宋代流行“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的礼法。朱子这副楹联曾留下过一则《水帘洞三贤品茗》的茶苑佳话。

朱熹一生沉迷于武夷岩茶，广结茶缘。他在外任时曾撰写《劝农文》，念念不忘推广茶叶的种植栽培。朱子知漳州时年已花甲，尚在州府的百草亭园圃种植武夷岩茶，并在漳州推广武夷茶叶，漳州一度成为武夷茶的经营市场。朱熹在回江西婺源祖籍老家扫墓，他也不忘把武夷岩茶苗带回去，在祖居庭院植十余株，还把老屋更名为“茶院”。他把随身带去的武夷茶叶招待家乡父老，广为介绍其栽培和焙烤的方法。

道南理窟——武夷山

武夷山不仅是道教名山，佛教名山，也是儒教（理学）名山。

公元1081年和公元1093年，杨时与游酢先后两次前往河南洛阳，向理学开山祖师程颢、程颐兄弟拜师求学。当游、杨二人冒雪来到程家时，正逢程颐闭目静坐于书堂，二人恭敬地侍立在门外静候，程颐发觉时，门外已雪深一尺，由此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游酢、杨时后来长期讲学著述于武夷山，使武夷山成为理学南传的第一驿站，理学在武夷山植根繁衍。

朱熹是程氏兄弟四代弟子，著有《四书集注》、《书集传》、《诗集传》等，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1181年朱熹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学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朱熹的学术成就和理学名山武夷山联系在一起，为万古传颂。

朱熹之后，被称为集宋明理学史上“心学”之大成、创立“阳明学”的王阳明（王守仁）两度到武夷山。他在山中流连数月，瞻仰紫阳书院，研读朱熹著作，留下“山中又遇武夷君”的诗句。王阳明认为正是在武夷山西溪源头的灵峰下，才初步形成了他的哲学体系。武夷山中历史上两度为其建祠堂常年祭祀。

此外，一批理学家相继在武夷山中、九曲溪畔创建书院，如宋代的蔡沈的南山书堂、元代熊禾的洪源书堂、明代李材的见罗书院等。仅有记载的就达30多处。这些书院奉武夷精舍为圭臬，使武夷山进入文化鼎盛时期，成为一座理学名山，被后人誉为“理学名邦”、“道南理窟”。

武夷岩茶与儒释道三教并存

武夷茶文化历史悠久、底蕴厚重，它的发展与武夷山的儒、释、道三教文化有着不解的生命情缘。

武夷山是一座千古文化名山。它以博大的胸襟和非凡的气度，同时接纳了儒、释、道三大教派，形成了三教同山、三花并蒂的独特文化构筑，展示了武夷山巨大的兼容性和厚重的生命内蕴。武夷茶文化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赢得了全面的舒展。三教饮茶论道，感悟人生，共赞武夷茶，把各自的教派宗旨融进茶道的精神，为武夷茶文化的发展注入了一泓生命的清泉，也打开了一扇精神世界的窗口。

武夷山的儒教理学鼎盛于南宋，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推朱熹，儒家们倡导的人生处世原则就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子理学这一思想体系正是源于武夷茶道的真传。因为，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讲学、著书、立说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吸纳了武夷茶道所倡导的修身养性的生命理念，与理学思想形成了精神层面的高度融合与统一。无论是朱熹亲手植茶的生动故事，还是朱熹吟咏武夷茶的众多诗文，抑或是朱熹品茗论道的灵感火花及茶事逸闻，均都透出了浓浓的文化色泽，铺展出武夷茶独具的神奇魅力。

朱熹的《咏武夷茶》：“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芽于自栽。地僻芬菲镇长在，谷寒蜂蝶未全来。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幛何妨为客开。咀罢醒心何处所，近山重叠翠成堆”。这是一幅何等宁静且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采茶景象！透过这和美闲淡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心灵深处的淡定从容，感悟到朱熹精神世界的情感意蕴。这就是朱熹与武夷茶的一种心灵默契和情感沟通。

武夷禅茶也是武夷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唐代以来，武夷山的寺庙遍布山中，清越的梵音禅语与“六六三三疑道语”遥相呼应。“千万峰中梵室开”是武夷山籍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形容武夷山佛教鼎盛的诗句，形象地反映了唐宋时武夷山佛教香火旺盛、寺庙林立的景象。武夷僧人远离尘世、归隐山中，他们在这得天独厚的环境中，伴着晨钟暮鼓与缭绕的香火，把修身养性作为生命的最高境界来推崇。种茶、制茶和品茶已成为他们修行的一个重要载体，许许多多的顿悟都是在这茶事活动和品茗意蕴中获取灵魂的启迪。武夷山的名僧翁藻光对武夷茶也是情有独钟，曾写下许多赞美和感悟武夷茶的著名诗文。“扣冰沐浴，以冰烹茗”几乎成了他人生的经典故事。他在荆棘荒蛮中坐禅静悟“吃茶去”的佛理，最终获取了“茶禅一味”的真谛。在武夷佛教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不与武夷茶结缘的寺庙，寺庙周遭的茶园几乎与寺庙一样悠久。这根源就在于武夷佛教所推崇的宗旨，与武夷茶的“蕴和寓静”的禀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许多僧人就是通过品饮武夷茶，才悟出生命的真谛和世间万象的玄机，最终修成正果，实现生命意蕴的飞跃。

武夷山道教与武夷茶也有着割舍不断的生命情缘。武夷山的道教可追溯到汉武帝封禅武夷君这一历史时期，以“清心寡欲为修道之本，以为一念无生即自由，心头无物即仙佛”为修身宗旨，推崇的是天人合一、羽化成仙的生命理念。其所蕴含和营造的恬淡静美的高远意境，正好吻合了武夷道教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静美的思想意念，那“心静则神安，神安则百病不生”的修道意念，正是从品饮武夷茶的意境中派生而出的。

武夷山道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白玉蟾。他在武夷山大王峰麓的止止庵修行多年，留下大量的诗文著作。其中不少是描写赞美武夷茶的。他把对武夷茶的理解和感悟，深深地溶进了自己的血脉里，便融会贯通地嫁接到道教的教义中去，形成了自己独具的生命悟性。

武夷山三大教派能够友好相处、共求发展，形成三花并蒂的繁荣局面，其一要归功于这座千古文化名山的博大胸襟，其二要得益于武夷茶的链接。因为武夷茶“蕴和寓静”的禀性，与三教文化所推崇的宗旨完全达成心灵的共鸣，三大教派正是通过品饮武夷茶，让灵魂在博大的意境中得以清洗过滤，最终赢得生命的升华。所以说正是三大教派的鼎力推崇和赞美，武夷茶的发展才有了文化的底蕴，才有了生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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