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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水仙茶,百年茶家族——建阳水仙

摘要:100多年前,几株来自建阳水吉的水仙茶苗,被一个叫刘永发的茶农装进行囊,然后向南跨越了350多公里的山水,在宁洋(漳平旧称)大会村落地生根。 从单纯地模仿闽北乌龙到紧结浑圆的球形,再到棱角分明的方饼,水仙茶在漳平茶农的勤劳智慧中实现了个性化蜕变。

100多年前,几株来自建阳水吉的水仙茶苗,被一个叫刘永发的茶农装进行囊,然后向南跨越了350多公里的山水,在宁洋(漳平旧称)大会村落地生根。

从单纯地模仿闽北乌龙到紧结浑圆的球形,再到棱角分明的方饼,水仙茶在漳平茶农的勤劳智慧中实现了个性化蜕变。

同时,从双洋镇大会村到中村,再到南洋乡,制茶技艺藉由亲戚、师徒间的言传身授得以代代相传,并牵引出了三个家族的百年故事……

大会村游家:缔造与守护

老游家的茶

从漳平市区到大会村,约有1个小时的车程。

大会之于漳平水仙,就如同尧阳之于安溪铁观音,天心之于武夷岩茶,是“神圣”的发源地。

一路我们沿着208省道行驶,快到大会村村口时,公路换成了盘山公路,海拔也开始爬升。南方的深冬,尽管还是以绿为主色,但路边芜蔓的杂草还是难掩萧索。好在有阳光,大大弱化了寒意。

“前面就是我家了。走,先进去喝杯茶。”游柏尧下了车,带我们朝一栋红瓦白墙的房子走去。

老游给我们泡了一款新做的秋茶。“喏,闻闻看,典型的兰花香。”他掀起杯盖,递了过来。纯净优雅的茶香,在水蒸汽的透发下,如兰斯馨,使人愉悦。柔软明亮的叶底,边缘覆着鲜艳的朱砂红,使茶汤呈现出亮丽明澈的橙黄色。

“这都是按照祖宗传下来的方法做的。按照传统制法,漳平水仙的发酵度介于闽南乌龙与闽北乌龙之间。”老游的语气很是自豪。“不过,做法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还是看原料。”

站在屋前的田埂上眺望,不远处的山坡,露出了茶园的一角。这一幕既熟悉,又让人兴奋。

水仙,100多年前,从闽北一路向南移栽到这里。在它身上,蕴含了一个家族和一个时代的变迁。

“石岽古”刘永发

一条唯美的竹荫小径,把我们引向了游家的茶园。

茶园依山而建,脚下是梯田,上面是树林,构成鲜明的层次。 “等到明年开春,禾苗种上去,茶树发了新芽,野花也开了,非常漂亮。”老游两手插着裤袋,腿脚十分麻利,身子保持前倾,以适应渐升的坡度,三两步就跨了上去。

他说,这都不算什么,老祖宗更厉害。小时候,老游常听爷爷(游积盛)说,刘永发个子不高,皮肤很黑,走起山路来,如履平地,跑跳者非常灵活。于是,乡亲们都叫他“石岽古”(漳平当地方言),也就是石鳞。

“老祖宗30多岁出去闯世界,到了建阳水吉,看到那里茶卖得很好,就带了几棵回来种。茶树种活了,做出来的茶,既不忘闽北原产地的传统,又注重闽南地区的口味,很受人欢迎。常常是茶还没做好,客人就在家里等着买,供不应求啊。那时候,一斤茶可以卖两块光洋。一块光洋有多大?那时可以买一整担谷子哩!”

一边走,一边听老游讲古,不知不觉地,我们走过了一大半。路上,我们问他,当年刘永发最早种的那批茶树是否还在。他说,刘永发最早种水仙的地方其实并不是这里,而是距离此处约3公里的牛林坑,那才是“源头中的源头”。

我们提出想去看看,他摇了摇头说:“那边已经没有茶树了,存活的都移出来了,而且现在没有路可以进去,杂草杂树把路都长满了。就算能走,也很危险。”

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茂密的山林,就像一张巨大的幕布,严实地遮蔽了后面的所有细节。终有一天,牛林坑里的旧畸会被永远地封锁在荒烟蔓草里。

继续往上,老游的脚步在一棵大树前停住。他面前的几列茶丛,枝条上青苔历历,并纠结着丝络状的寄生植物,时间一览无余地写在了上面。“它们的树龄都有50多年了,是我爷爷种的。不幸的是,他在前年过世了。”老游轻抚了下枝叶,是惋惜,也是怀念。

老枞守护者

牛林坑没去成,我们未免感到有些失落。但是,当一片一人多高的茶树,出现在眼前时,把我们的情绪又调动了起来。

“这片老枞水仙是我同族的游华东从各地(指漳平)移栽来的,约有1200多棵。树龄基本都在50年以上,也有不少是超过百年的,有几棵就是牛林坑的。”老游的话音刚落,我们就兴冲冲地奔了过去。

这些树的树干看起来有碗口大小,最大的一棵,直径足有海碗那么粗。枝条上,稀疏的叶片,在寒风里摇曳,更添了几分萧瑟。倒是黄白相间的茶花正热闹地绽放,给沉浸在严冬里的茶园带来一抹暖色。

和游柏尧一样,做记者出身的游华东,也是刘永发的第四代传人之一。论年龄,他比游柏尧小16岁,若论辈分,游柏尧应该叫他叔叔。水仙这棵传奇的茶树,对于童年就泡在茶香里的他,不仅牵系着他心底那份特殊的感情,也有着神奇的魔力,吸引着他长年累月地游走于各个产茶的乡镇,为拯救日渐消失的古茶树而奔忙。

“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家里的老茶树是连成片的。每逢茶季来的时候,母亲跟姐姐都会扛着梯子去采茶,父亲和哥哥留在家做茶。我呢,就负责把茶青挑回来。”在他的成长记忆中,矮枞和高枞散发出的香气不一样,高枞水仙那独有的高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从茶园到家,大约有l公里的路。在把茶青挑回家的过程中,人在走,叶片也在发生碰撞,相当于摇青已经开始了。矮枞茶,挑到家,还闻不到香。高枞茶,挑到半路,就非常香,做出来的茶,很有韵味,回甘也很好。”

茶季结束后,把茶卖掉,就是游华东新学期的学费。“那时,(水仙)茶饼做得要比现在来得大,一包大约20~22克,一斤就是24~25包。所以,我们卖茶从不用称子,要买几斤就数多少包给你。而且从小父母亲就跟我说,做生意不能缺斤少两。卖茶的时候,我就多给人家一两包,重量就绝对够了。”

随着他长大成人,越来越多的水仙茶树也正慢慢老去,甚至消失在刀斧下。每当他看到一株又一株的老茶树被砍去,留下一堆枯槁的枝叶时,心如刀绞, “就像在割我的肉”。“每年都有老枞在我们眼皮底下消失。只要看到谁家有老茶树,我就劝他们不能砍,要保护好。结果,没多久,树还是被砍了,毕竟我总不能挨个儿地去劝吧。”

无奈之中,他所能想到的唯一拯救办法是:移植。“既然劝说无法阻止老茶树被砍的命运,那我就花钱买下来。”于是,从2012年开始,他请来专业农艺师,把他发现的老枞茶树,陆续移栽自家的茶园里去。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根系,他常常是把茶树根系周围2米的土层也一起挖走。这样,成活率就会大大提高。

“就像现在这个季节,茶树进入冬眠,直到来年小阳春前后,都是最适合移植的。因为这时茶树体内的新陈代谢近乎停滞,对水对肥的需求量都比较低,移栽起来就容易活。当然了,这样做,伤根在所难免,但至少树还活着,总比没了好吧?”

这片老枞水仙,是他多年来的心血,也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作品。几乎每个周末,他都会从城里回来,精心地给这些老枞除草、防治病虫害,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再过3年,这些老枞会重新焕发生机。那时,你们再来,它们就很漂亮了。”他还要把这片老枞变成古茶树母本园,并在此基础上再修建一个茶文化公园。“等到我老的时候,就坐在老茶树下,一边喝茶,一边晒太阳,回忆着童年的茶香往事。”他的想法,实在浪漫。

传家

在茶园里逛了近2小时,再回到老游家,已接近中午。

与老游家紧挨着的一栋老厝,是他家的祖房一一衍庆堂。天井里,摆着一张漆色斑驳的圆桌。我们围坐在桌前休息,游家大嫂热情地端出一碟自己做的酸枣糕,老游又泡起了茶。

这时,温暖的阳光正慷慨地往天井里倾泻,不安分的光点也倏地跳上了圆桌,留下一片影影绰绰。在老厝里,喝古早味水仙,吃农家酸枣糕,看日移树影,甭提有多惬意了。我们不禁打开想象:百余年前的某一天,刘永发是不是也曾坐在这里,和我们做着同样的事呢?

“对了,给你们看两样东西。”他好像突然记起了什么,连忙站起身,朝厅堂走去。“咔擦”一声,他打开旁边一扇木门的锁,从里面取出两只一大一小的竹匾。深褐的竹色,透出了年代的久远。 “这是刘永发以前用过的工具。”老游小心翼翼地捧着它们,如同捧着一件传世之宝。

在岁月的长河中,它们从昨天漂流到今天。于是,它们在无数次的使用中,延续着一个家族的血脉。

“还有这枚印章,更珍贵,是我们家的镇宅之宝。”他从手机里调出一张照片。“永發:甯洋大合绑七星岩自口正岩水仙發售。”他逐字地念道。“当年为了方便销售,做回头客的生意,祖宗把关于茶的信息详尽地印在了包装纸上。”虽然只有区区18个字,但包含的信息量却非常丰富:“一是原产地,宁洋大会乡七星岩;二是品种和工艺,源自闽北正岩水仙;三是产销者,是刘永发。”用现在的话说,算得上“茶叶品质可追溯体系”的最原始形态。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游柏尧姓游,祖先却姓刘。刘游两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原来,在大会村,刘游两姓实际上是一家人。据传,刘家因招了游姓人入赘,两家人便共同建造了一座祖祠,供奉着两姓共同的祖先,意味着刘游两家不分彼此。

于是,在刘永发去世后,他唯一的女儿刘金娣就继承了这枚印章,也继承了他的制茶技术。游柏尧、游加豪、游华平、游华东等游姓后人,制茶技术都曾得到过刘金娣不同程度的指导。尤其是游柏尧,深得刘金娣的垂青,手把手地教他做茶。他出师后,刘金娣便把手中印章交予他,并嘱咐他好好传承。

如今,这枚印章还完好地保存在游柏尧女儿在厦门的家中。2008年,游华东成功地注册了“永发记”的商标。“永发记”的百年故事,还将续写。

在返程的途中,我们看到刘游合奉的宗祠,刚刚被修缮一新。游柏尧、游加豪兄弟,正站在香案边,燃起两只红烛,虔诚地奉到祖先牌位前。

中村村邓家:兴起与衰颓

—块老茶

车窗外,一个中等个头、身材微胖的中年人,笑着朝我们挥了挥手,示意我们停车。“他就是邓日锋了。”同行的漳平华彩茶文创创办人胡家法说。

招呼我们坐下,邓日锋就忙着烧水去了。这爿建在路边的房子,勉强算得上“前店后厂”。一张大理石茶几,一组旧沙发,几张凳子,一套茶具,就是“客厅”了。

“我们家三兄弟,哥哥不做茶,就是我跟弟弟(邓)日东有做点茶,一半卖,一半自己喝。”邓日锋正解开一包水仙茶饼,准备投进盖碗。

泛黄的包装纸上,撒着星星点点的锈色霉斑,露出了乌黑的茶色。直觉告诉我们,这是一块有年份的茶饼。

果然,它是来自27年前的!“这批茶是我父亲二十几年前做的。茶做完,放在一边,时间长了,就忘记了。不久前,我收拾房间时无意中发现的。前些天,有个陕西的老板,开出一斤600块的价钱,把茶都买走了。我就蛮留了两块做纪念。”

开水冲淋,茶饼在盖碗中浮起。启盖,一股浓郁的陈昧,随着水蒸气冒了出来。在座的人都说,这茶喝起来,味道跟熟普差不多。然而,如果仔细品咂,会发现,在陈年气息的背后,还是可以感觉得到水仙那细腻的兰香。

封存了二十余载的叶片,在水中渐渐舒展,把茶汤染成褐红色。三道以后,陈味大大减弱,纯净略带甘甜的木质气息开始显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茶汤的滋味醇厚顺滑,喝完喉底会有甜润之感。喝过八九道之后,我们才发现:其实,这块茶弥足珍贵,可谓是“喝一泡少一泡”。它的制作者、邓日锋的父亲一一邓金贵,两年前就过世了。所以,这两块茶称得上邓老的“遗作”了。

邓日锋把茶又泡了一道。汤色已经转为橙红,喝在嘴里全是淡淡的清甜。展开的叶片,褐黄相间,柔软温热,就像是手掌的温度。

师父

邓日锋说,父亲小时候命很苦,3岁丧母,7岁丧父,都是靠伯公邓观金抚养长大的。

“他就等于是我们的爷爷了。”说起邓观金,邓日锋充满了骄傲。

“三兄弟里,还是日锋跟邓观金长得最像!”同村的村民张永泉掏出手机,拿出他翻拍的照片给我们看。仔细一比对,眉宇之间,祖孙二人还真有几分相似。

按照师承的关系,邓观金和刘金娣算是同门师兄妹,他们都得到了刘永发的“真传”。尽管邓观金出生农民家庭,但少年时代的他并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而是到处闯荡,扛过枪、打过铁、抓过刨刀、甩过泥巴,是中村有名的“浪子”。

35岁那年,他听说大会村有个做茶做得很好的大师傅刘永发。于是,他就慕名登门拜师,潜心学做茶。没多久,他基本上把刘永发的手艺都学会了。

有一天,他走到师父跟前,毕恭毕敬地说:“师父,你的茶苗分我一点,我拿回家去种,行不行?”刘永发没多问什么,马上就答应了。邓观金给刘永发重重地磕了个头,便带着十几棵刘永发从建阳引种来的茶苗,回到了中村。他把茶苗种在下盂山的后山上,悉心地栽培繁育。

几年后,茶苗日渐成林,初具规模。到了采茶季的时候,邓观金用学到的手艺,尝试着做起了茶。当他遇到解决不了的关键技术问题时,就把师父请来,好酒好菜款待,就怕招待不周,怠慢了师父。“听我父亲说,从前去大会(村),必须翻过横在两村中间的那座大山。那时没有车,要请师父来指导,总不能让他自己走路来吧。所以,邓观金就请人用轿子抬过来。”

据传,为了打消师父的顾虑,起初,邓观金做的茶,打的都还是“永发记”的牌子,并且用茶跟师父交换同等重量的包装纸。茶卖出去以后,他还拿出销售收入的1/4作为酬金答谢师父。直到他觉得自己把手艺掌握到位了,才敢自立门户。

他的茶号,叫“邓金记”。

由“圆”人“方”

邓观金从刘永发那里学到了真“功夫”,做出来的茶几乎跟师父不相上下,再加上自己经营有方,茶销往漳州、潮汕、台湾等地,最远的都有卖到东南亚。

“他做茶,产量最高的时候,都有超过2000斤的。而且他的茶质量好,当时都卖到了一斤四块光洋的好价钱。一块光洋,相当于现在的120块。也就是说,一斤茶可以卖480(块)。”邓日锋说。

然而,邓观金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做得一手好茶,而是他让水仙茶饼的外形与规格最终得以定型:6厘米(边长)×6厘米(边长)×2.5厘米(厚度)。

在方饼出现前,水仙茶的外形大致经历了条索形和圆球形两个阶段。至于在何地由何人创制出第一块水仙茶饼,目前存在很大的争议:“大会村刘永发”和“中村邓观金”两种说法,各执一端。

但是,我们注意到,在中村村委会和漳平市博物馆,关于中村和邓观金的介绍文字里,都明确地写着:“漳平水仙茶饼的发源地双洋中村……邓观金以精湛的工艺创制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色、香、味’俱佳的茶类水仙茶饼”,而且还给出了精确的创制时间:1934年。

实际上,创制水仙茶饼,争论大会村与中村孰先孰后并没有多大意义,它们所属的双洋镇是漳平水仙和水仙茶饼的发源地,已是不争的事实。重要的是,邓观金和他的“邓金记”,把漳平水仙带入一个全盛的发展时期,使其名扬海内外。

坡上的茶坊

我们在一片竹林背后找到了邓观金当年的茶叶作坊。

这是一排建在山坡上的土房。它背靠青山,前面视野开阔,一眼望去,山景村舍尽收眼底,是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只是残破的屋顶,开裂的土墙,还有一棵半死不活的老树,让它显得沧桑衰颓,而且摇摇欲坠。屋前,一汪浑浊的泥水塘,游着一群雪白的鸭子。

“房子很破了,有什么好看呢?”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朝我们问道,语气里带着堤防。我们说明了来意后,他的表情才松了下来。

他叫王龙标,他的父亲王廷华是邓观金的养女婿。

“咿呀一一”,王龙标推开破旧的木门,生锈的门枢发出滞涩的声音。天井内的景象,若用“废墟”二字来形容,似乎一点儿也不过分:土墙圮榻成了土堆,折断的房梁木横七竖八,遍地的碎瓦掺杂着湿泥,房基的青石长满了铜绿色的苔藓,目之所及皆是衰败。而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春茶时节,这里曾住着二三十个茶工,夜以继日地做茶,不难想象那种热火朝天的劳作场面。如今,人去楼破,新“住客”竟是一群鸭子!

“这间就是邓观金焙茶的地方。”王龙标指着门口第一间屋子说。我们把头探进屋内,看到三组沿墙而筑的灶台,六只圆形的灶膛就像一双双黯淡的眼睛,隐没在昏暗中。的确,这里曾是茶香四溢的所在。借着一点幽微的光线,我们仿佛看见了灶膛中一点忽明忽灭的炭火,还有一个忙碌的背影。

“咿呀”一声,门又关上了。沉闷的声响,犹如一声无奈的叹息。

南洋乡张家:传承与复兴

新茶乡

“看(水仙茶)发源地得去双洋,要看茶园风光就得去南洋了。”到漳平访茶,当地人通常都会这么说。南洋乡,位于九鹏溪下游,是漳平发展水仙茶产业的成功典范。

选择在这样“青黄不接”的时节去看茶园,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在有着“中国水仙茶第一村”之称的北寮村却是另一番景象。我们到达北寮村时已是傍晚时分。刚下车,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排两层高的楼房,顶上立着“水仙茶合作社”的红色大字,很有气势。

这家合作社是漳平市政府打造水仙茶品牌的样本。据社长邓长寿,介绍有别于其它地方的合作社,它并不组织成员进行统一生产和加工,而是在保留原有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基础上,邀请农业局退休老专家提供茶园管理、病虫害防治、制茶等方面的技术指导。同时,这里做出来的茶,也是统一打“北寮水仙茶”的公共品牌。

由于茶季已经结束,楼前偌大的广场,显得空旷冷清。邓长寿说,这里每年都会举办“茶王赛”,来自各乡镇的制茶高手都会赶过来,切磋技艺。“比赛的时候,整个广场都是人,非常热闹,就跟过节一样!”

不远处,传来一阵节奏欢快的音乐。仔细一听,声音来自合作社背后的茶山。“我们村每天从早上到傍晚,都会在茶园里播放音乐。我们都知道声音会产生声波,而茶树叶片表面分布着许多气孔。这些气孔接收了声波的振动,开放度就会增大,增强吸收二氧化碳,使光合作用更活跃,合成的有机物含量也会不断增加。这样,做出来的茶会更香更有滋味。”

沿着山势,一列列齐整的茶丛向远方铺展开来,就像是宽厚有力的臂弯,把村落搂进怀中。山顶和山脚,都是蓊郁的常绿阔叶树。远远望去,整座茶山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感,是十分典型的“头戴帽,腰系带,脚穿鞋”生态环境。黑瓦黄墙的村舍坐落其中,无不洋溢着宁静安详的美。

“我们的茶园从不打农药,防治病虫害主要通过自然的天敌。如果打农药,不仅会有农残,而且害虫毒死了,天敌也没法活。茶园里最常见的害虫是红蜘蛛和螨类,我们每年都会人工放养一批捕食螨,除了防治病虫害,也可以维持茶园的生态平衡。”

拾阶而上,耳边跳动的是活泼的音符,眼前闪动的是怒放的茶花,加上红叶石楠的热情点缀,扫尽了严冬的萧瑟。

在茶园的中心位置,耸立着一尊茶圣陆羽的石雕。茶圣背手而立,像在沉思,又像在凝视着脚下的茶园与村落。在它旁边,还有一棵据称是“水仙茶祖”的古茶树。寥落参差的枝叶,与茶圣的雕像倒是相得益彰,洋溢着浓浓的古意。

邓长寿说,除了种好茶、出好茶,重点发展茶乡生态旅游,是北寮村正在走的路。

从北寮村出来,晚霞早已把天边染红。沉浸在橘色霞光里的茶园,颇有油画的质感。而距离这里约8公里的水上茶乡九鹏溪也正沭浴在夕阳中,轻轻荡漾着山光水色,静待夜的降临。

营仑“三张”

从前,南洋乡路不通,行不畅,几乎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干部们甚至“都不愿意来这里任职”。如今,在南洋茶农的眼中,茶是勃勃生机的象征,也是财富与幸福的来源。

据统计,目前南洋乡种植标准化水仙茶面积达4.2万亩,拥有水仙茶合作社13家,入社社员近2000户,带动茶农户均增收3.2万元。同时,仅仅种茶这一项,年收入达30万元的农户,在全镇不少于160户,茶山成了“金山”。

可以说,南洋乡发展茶产业所取得的成效,必然离不开制茶技术的传播与推广。因此,南洋的茶农都不会忘记—个叫张旗生的老人。

“我叔(张旗生)他当年也是冲着邓观金的名气去的。他跟邓观金学手艺,是头徒,和邓金贵是师兄弟了。”张兴裕说。“他(制茶手艺)学成以后,向邓观金买了十棵茶苗,就回来南洋发展,还教别人做茶。”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张旗生带着乡民种茶,并倾囊相授自己学来的制茶技术。很快,不仅是水仙茶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上了个台阶,而且在长期栽种、制作过程中,乡民的制茶技艺也突飞猛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手艺传到张兴裕这一代也是第四代。张兴裕曾在中学教过六七年的书,后来就在家里跟着张旗生学做茶。

“他教做茶很讲究的。比如采茶的时候,一个叶片要朝手心,其它朝外面,用指甲把茎捏断,这样才比较不不容易伤到叶片。”回忆起叔父,张兴裕还清晰地记得张旗生第一次教他采茶的手势。“他对徒弟也很严格。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青叶走水的时候,有个徒弟用手去摸叶子。他在一边看见了,很生气,重重敲了下徒弟的脑袋。”张兴裕回忆说。“手上有温度,叶子很娇(气)啊,一碰就容易死。”

张旗生做了大半辈子的茶,直到70多岁才做不动。“有天我和老婆要去山上采茶,课灶里还在焙茶。出门的时候,我交待他帮忙把茶翻动一下。他说,‘我现在没什么力气,翻不动了’。”

现在,也已年过花甲的张兴裕是南洋乡远近闻名的制茶师。村民做茶时遇到难题,总是第一个想到去请教他。

就是那个被张旗生敲脑袋的徒弟,有次来找他说“不懂怎么回事,茶炒不了青”。张兴裕到他家一看,问题就出在摇青摇得不够。于是,就告诉他:“你把青叶再摇200下看看。记住,一边摇,一边心里默数,不要摇过头了。”结果,第二天,他兴冲冲地跑来告诉张兴裕:“茶做出来了!”后来,据说,这批茶还卖了个不错的价钱。

除了精研制茶技术,张兴裕还对压制茶饼用的木槌进行了改进。他拿起木槌在手上掂了掂.递给我们说:“你看,在木槌上加两块不锈钢,是不是会更重。这样压(茶)的时候更好压,也更省力。”

在张兴裕的指导下,他的两个儿子也渐渐成长为村里的制茶能手。从2012年开始,哥俩做的茶就屡屡在茶王赛中得奖。然而,张兴裕却笑着说:“能不能接我的班,今后就要看他们自己咯。”

就在即将结束采访的时候,张兴裕从茶篓里淘出一把圆球状的茶,塞进我们手里。“这些你们拿回去试试,这是漳平水仙最早的样子。”透过棉纸,是优雅的兰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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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平水仙茶香源于方寸间 水仙茶饼又名纸包茶,系用水仙品种茶树鲜叶,按乌龙茶制法制出毛茶,再用木模压成饼形。水仙茶饼原产于漳平县双洋乡中村村,至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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