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降到19世纪末，大规模的中西茶叶贸易可分为海路贸易与陆路贸易两条线路：海路贸易的主要消费市场是西欧与北美，陆路贸易以俄国市场为主。对近代福建省茶叶贸易的研究，国外大多是从近代中西方的贸易关系人手，进行经济史的研究，其中以罗伯特•加尔德拉(Robert Gardella)的《丰收的大山：福建及中国的茶叶贸易，1757—1937》为代表。罗伯特•加尔德拉以较为宏观的视野，将18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的茶叶贸易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其主旨在于探讨中国的茶叶生产是怎样被传统地形塑的(traditionally struc—tured)。罗伯特•加尔德拉指出，中国18世纪晚期以来的商业实践在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乐观主义：一种强调强国对弱国经济的开发与剥削；一种则否认外部贸易对大尺度的、稳定的国内市场有多大影响。目前大部分学者赞成前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大量种植出口型作物，农村人口的生计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中国农业为商业服务的特点体现了其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对沿海的“财富码头”和广大农村也应区别看待，工厂、银行、商会等“现代性”的标志仅仅出现在小部分的港口城市，近代中国实际并存着两套混合的经济系统：一边是与世界贸易体系紧密联系的港口城市，一边是依然贫困的广大乡村。

罗伯特•加尔德拉还从人口、商业、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角度分析了福建茶叶兴衰的原因，并将中国的分散经营与英属殖民地(印度、锡兰)公司制的集中生产营销进行了对比，其核心关注点是世界贸易对中国的长时段的历史性影响。

在国内，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庄国土教授分别对“以皮毛换茶叶”的中俄茶叶贸易和“以白银换茶叶”的中西茶叶贸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前者通过对闽北到俄罗斯的万里茶路上的贸易兴衰的叙述，探讨了19世纪以前中俄关系对茶叶贸易的影响。在研究中，庄国土特别关注了以武夷山为起点的，中俄陆上茶叶贸易中的晋商这一群体，指出了国家外交与茶叶贸易之间的“国势弱、商势弱”的利害关系。后者则从“白银资本”导致的中西传统贸易失衡的角度，讨论了鸦片战争爆发的经济原因，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茶叶、白银和鸦片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由于白银短缺和中国政府厉行鸦片查禁，使18世纪以来的西方以白银、棉花、胡椒等交换中国的茶叶、丝、瓷器等的传统中西贸易结构失去平衡，难以为继。西人随即诉诸武力，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战争使西方国家得以以武力重组中西贸易结构，

迫使中国接受鸦片。庄国土的研究从宏观的角度将茶叶贸易置于近代国际关系之中来进行分析，而福建师范大学的林立强则从较为微观的角度敏锐地察觉到了传教士这一18世纪以来活跃于沿海口岸的特殊人群在茶叶贸易中的特殊作用。他通过对19世纪来华传教士卢公鸣弃教从商的个案研究，讨论了茶叶与福音传播之间的隐喻关系。

林立强认为，由茶叶贸易所带来的福州商业环境的巨大变化，是导致很多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由衰及盛”，又“由盛及弃”的重要原因之一。

“茶叶”与“福音”这两个毫不相干、意思完全不同的名词通过“传教士”这个桥梁紧紧地联系起来了。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学院的陶德臣教授以福建省的外销茶为主要考察对象之一，对近代中国茶叶市场结构进行了解剖分析。他将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分为内销市场和外销市场，并进一步将外销市场分为以产区为中心的茶叶初级市场、以茶埠为中心的周转中心市场和茶叶承销市场三个层次，对晚清至民国的中国茶叶市场的内部组织，即茶农、水客(包括茶贩、掮客)、洋庄茶号(通过茶栈交易)、茶栈(通过买办洽谈)和洋行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具体到对闽北地区茶叶产制及运销的研究，上述研究成果虽然都有提及，但仍然比较大而笼统。作为近代福建省最早对外运销茶叶的重要茶产区，不少学者对闽北山区的茶叶运销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戴一峰教授所著《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中的“闽江流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一节，对近代闽北山区的初级市场，尤其是茶叶、纸业和木材市场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他通过对清代《闽产录异》《临汀汇考》中的有关记载与《支那省别全志》福建省卷中所载清末民初日本人在上游山区的调查记录以及民国时期的《福建茶业丛书》《福建之茶》等书所载民国时的调查相比较，指出整个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种茶、制茶在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上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改进、变更。

尽管在海外市场的刺激下，茶业一度发展极盛，但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面的扩张与量的增值，其生产水平基本滞留于封建时代的小商品生产阶段。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为数尚少，发展甚缓。究其原因，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经济受制于传统封建因素、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与流域内落后的交通条件。陶德臣对武夷茶有较为持久的关注，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涉及武夷茶的起源、分类、茶叶的生产制作过程、特有的组织管理制度、包装、运销环节等各个方面。陶德臣注意到了由于武夷茶的利润驱使，山中的僧侣道士囤积茶叶、抬高卖价，以及流动人口在武夷山的茶叶产制中的重要作用，对武夷岩茶中的“包头制”有很详细的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茶学家林馥泉在民国时期所著的调查报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20世纪40年代，林馥泉担任福建示范茶厂(当时设在武夷山)的茶师，他深入武夷山的各个茶山、茶厂对武夷茶的生产制作进行调研，于1943年完成了图文并茂的调查报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该调查报告虽非人类学家所著，但却是一本极为详尽的有关民国时期武夷茶制作及运销的民族志，后人对民国时期武夷茶的研究资料大多转引自该文。此外，武夷山本地也出版了一批有关武夷茶的生产制作技艺、源流、茶文化的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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