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于福建武夷山的大红袍，是最为知名的乌龙茶品之一，也是乌龙茶中的极品，被称为“茶中之圣”。大红袍生长于武夷山岩石夹缝之中，是野生茶树，品质极好，含有桂花香。大红袍茶好，而关于大红袍的民间传说更令它增色不少。下面就针对四种关于大红袍的传说进行一下辨析。
一种传说是“皇后治病说”。据说皇帝听中考举子说武夷山的茶能治病，就命人带些人马回天心寺采得仙茶给疾病缠身的皇后治病，传说皇后饮后病即痊愈。其实，“皇后治病说”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即使是从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即南宋的杭州出发，依据当时的交通条件，从皇后“突然得病”到找到“大红袍”治好病，起码也要花费几个月时间，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一般的逻辑。
第二种传说是“县丞祭茶说”。据说清明节前，惊蛰之日，大红袍树下就会由政府官员在这里举行祭茶仪式。祭祀完毕，县丞会脱下自己身上的红袍给半山腰上的茶树披上。大红袍就由此得名。仔细推敲，这种说法也十分牵强。因为虽然武夷山自古就有祭茶的习俗，但县丞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严格的着装礼制。所以，这种说法也不可靠。
第三种是“猴子采茶说”。这种说法流传很广。据说每当采茶之际，祭天之后，因为大红袍茶树生长在悬崖之上，人不能上去，于是就让猴子穿上红色的坎肩，爬到绝壁的茶树之上采摘茶叶。所以广东话把这种猴采茶称为"马骝茶"（广东人管猴子叫马骝）。由于数量稀少，采摘困难，这种茶在市场上价格非常昂贵。认真推敲起来，这种说法也不合理。“大红袍”虽然生长在岩壁上，但怎么着也不至于高不可攀，况且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们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几百米高的悬崖上，怎会对区区几十米岩壁束手无策呢？无疑，“猴子采茶说”严重藐视了武夷山人的智慧。
第四种是“状元报恩说”。这种说法看起来最为合理。据说明朝初年，有一个举子赶考路过武夷山，突然中暑昏厥路边，后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药为其治疗。这一举子病愈后高中状元，之后回天心寺报恩，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叶，嘱其以红袍披盖茶树，以表谢恩。“大红袍”故事从此不胫而走。靖难之变后，朱棣为追杀建文帝，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胡潆到武夷山时入驻天心寺，爱喝茶的胡潆听了“大红袍”的故事，便请旨敕封，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并正式册封天心寺茶为“大红袍”。
这种说法合理的因素有几条。
首先是关于服饰的。大红袍，顾名思义就是红色的袍服。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穿着大红色袍服的主要见于明朝。明朝洪武时期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在公服穿着上，明朝廷明确规定“一至四品着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绿袍。”其中“绯”就指的是大红色。因此，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由此可以推测出“大红袍”茶出现于明代，并且可能与当时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联系。
第二是命名的时间。武夷山摩崖石刻中有“大红袍，民国三十二年，吴石仙题”的记载，因此推断“大红袍”得名至少在1943年以前。蒋希召先生于1921年写的第一集《武夷山游记》中曾有“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的记录，由此推断，至少在1921年以前，武夷山就已经有“大红袍”茶了。而清朝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一斑禄·杂述》(公元1839年)卷四里曾说：“……若闽地产‘红袍’建旗，五十年来盛行于世”。“建”，即指建宁府(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旗”，指的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枪，古人常以“旗”、“枪”指代茶叶)，按照“五十年来盛行于世”推算， “大红袍”在清朝初年就已名扬天下。这段文字的发现填补了清朝“大红袍”文字记载的空白，把“大红袍”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由此可以推断出大红袍茶应诞生于明朝，与状元报恩说相符。
第三是史料的考究。近年来，随着“大红袍祖庭”——天心永乐禅寺佛 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为“状元报恩说”、“大红袍”始于明代增添了诸多佐证。1991年，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工地挖出了两个明代的圣旨碑、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从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在明代受过朝廷的敕封。《明史·胡潆传》记载明成祖广泛“颁御制诸书”敕封寺院宫观，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永乐”字号。史书上还记载了胡潆“十七年(公元1419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在佛教古籍《瑞岩实录·诗偈》(清释元贤著)中更有胡源洁的《夜宿天心》诗：
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
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
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彻夜品饮“大红袍”的情形。可见在当时，即明朝初年的时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大红袍”之名。这些事实与“状元报恩说”几乎吻合。
第四是圣旨敕封。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颁发给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的。圣旨碑，一般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单独立在显眼的地方，以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但为什么天心永乐禅寺会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另一个是否就是“状元报恩说”中提到的朝廷对“大红袍”的敕封呢?据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状元报恩说”原记载于《天心寺志》。后来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便由天心永乐禅寺僧人口头代代相传下来。 “状元报恩说”和其他版本的传说相比，更具有历史性、文化性、逻辑性、书面性，可见其确实出自正规的文献，而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不会太长。因为故事情节、时间、人物、事件与以上考证的史实相符，并无走样。
综合看起来，依据上述考证结果，在四种比较流行的传说中，“状元报恩说”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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