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茶是“发乎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而盛于宋”。茶最初的用途是药，后来发展成为饮料。
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前2737年，神农氏上山采药。草药中的毒性令他口干舌燥，于是他便坐在树下休息。正在这时，几片树叶飘落在他面前，他习惯性地捡起树叶放进嘴里。只一会儿，神农氏就觉得身体舒畅，口舌生香。
《神农·食经》说：“令人有力、悦志。”周公《尔雅》说：“槚，苦茶。”华佗《食论》说：“苦茶久食盏思。”郭璞《尔雅注》说：“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早舜荈，蜀人名之苦茶。”《桐君录》说：“又巴东别有真茗茶，煎饮令人不眠。俗中多煮檀叶，并大皂李作茶，并冷。”这都是关于茶的记载。
茶出三峡
有人依据“茶禅一味”的说法，认为茶风得益于佛教东传。这是一种误解。即便茶与佛教有一定的纠葛，那也是东汉以后的事。茶为饮，最早应得益于三峡的巫风。
唐朝时期，湖北天门出了个叫陆羽的人。陆羽写了第一本关于茶的著作——《茶经》，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学。
据《茶经——之源》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拼榈，叶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日茶，二日槚，三日蔎，四日茗，五曰藓。《茶经·八之出》记载：“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
在古代，三峡茶的品质居于“茶经·八之出”的第一位。唐时峡州，即今之宜昌，辖夷陵、宜都、远安、长阳、巴东五县郡，都是出产名茶之地。
三峡地区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为巫人聚居之地，巫风炽盛。先秦文献中记载巫师采药之事，独见于巫山一带。巫师最早发现茶的药用价值，于是将茶叶煮汗，作为预防疾病的药，久而久之，形成生活习惯。古时医巫师不分，于是茶也就成了巫师手中驱邪祛病的神茶、神水，以至用于祭神。
有人依据“茶禅一味”的说法，认为茶风得益于佛教东传。这是一种误解。即便茶与佛教有一定的纠葛，那也是东汉以后的事。茶为饮，最早应得益于三峡的巫风。
茶为辞赋
中孚禅师仅给李白送去数十片，可见玉泉仙人掌茶之稀贵；李白的足迹遍及南北，对茶亦见多识广，独对王泉仙人掌茶如此青睐，足以证明三峡地区茶叶品质的魅力。
回归到远古的峡州，进入诗人的诗词，三峡品茶的神韵扑面而来。自古诗家多茶客，峡州茶虽地处偏远，却早早地走进了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之中。刘禹锡目睹峡州采茶景致，歌道：“何处人间似仙境，青山携妓采茶时。”郑谷游历三峡时，曾亲自品尝了峡州茶，即兴赋诗《峡中尝茶》：“簇簇新英摘露光，小江园里火前尝，吴僧漫说鸦山好，菊里休夸乌嘴香，入座半瓶轻泛绿，开缄数片浅含黄，鹿门病客不归去，酒渴更知春味长。”
李白的诗作中咏酒诗占一半多，颂茶的诗只有一首，而这首诗赞颂的正是峡州茶。唐玄宗天宝十一年，李白有一位远在三峡地区玉泉寺为僧的族侄，将玉泉寺出产的“仙人掌”茶带到金陵栖霞寺。李白饮后诗兴勃发，挥毫写下了《答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并附诗序：“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返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掌，号为仙人掌茶。”诗云：“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连接，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举世未之见，其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
中孚禅师仅给李白送去数十片，可见玉泉仙人掌茶之稀贵，李白的足迹遍及南北，对茶亦见多识广，独对玉泉仙人掌茶如此青睐，足以证明三峡地区茶叶品质的魅力。
茶传西藏
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飞来一只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的栏杆角上啼啭。
西藏高原上的茶文化，至少也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藏语称茶为“荚”，是当时汉语“茶树”的译音。
西藏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
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飞来一只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的栏杆角上啼啭。松芒布杰派人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他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觉得很是清香。于是，他派人加水煮沸，竟是上好的饮料。病好后，他派人寻找这种奇妙的树，终于在汉地找到了，是为茶叶树。
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远播异国
“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
吾武夷岩茶，早在唐代就成为贡品。元代，朝廷在武夷山设御茶园，专制贡茶。明末清初，武夷山首制乌龙茶，成为乌龙茶的发祥地。17世纪，武夷岩茶从澳门，经爪哇，输往欧洲，成为当地皇室贵族的饮品。
武夷红茶早在明末出现于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1610年由荷兰人输往欧洲，1640年首次进入英国。武夷红茶开始扬名英国，则是在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皇查理二世时带去几箱武夷红茶作为嫁妆。从此喝红茶在英国上流社会走俏，并逐步辐射到民众布衣。
2002年3月，法国《历史》爆出惊人秘密：福钧窃取中国茶叶机密——1848年7月3日，英国驻印度总督迭尔豪西侯爵于命令福钧：“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在东印度公司，福钧每年接受500英磅的报酬，充当起茶叶间谍的角色。
1848年9月，福钧抵达上海，然后到黄山，尔后到宁波。在1848年12月15日写给驻印总督的信中，他高兴地报告：“我已弄到大量的茶种和茶树苗。”此后，他携随从到了武夷山，住宿在一些寺庙里，打听茶道的秘密，还了解到使绿茶变成红茶的过程。同时，他还为打通武夷山红茶的运输通道出主意，并招聘了8名中国工人到达加尔各答。
3年后，福钧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从此印度的茶叶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产量急剧跃升，世界的茶叶市场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在印茶的挤压下，武夷红茶的出口市场日益萎缩，到了1939年时福建武夷红茶的出口降到最低点，只有约2万5千担。
回到英国后，福钧发表了他的旅行手记，丝毫也未透露与他的间谍使命有关的细节。他从手记的版税中又获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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